印度新德里机场进入临时紧急状态 三哥咋了？

[104] 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载《罗素文集》（第5卷），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页、第10页。

[1]以迁徙的方向来区分，迁徙自由不仅包括了迁出权，也包括了迁入权。[30] 参见杨成良：《州际竞争与美国福利政策的调整（1969-1999年）》，《世界历史》2013年第4期。

后城市化时代还可能面临着人口由城市向农村的逆向流动，这也要求尊重公民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正如某学者所指出的，人民可以用脚投票，以出走（by exit）的方式加入自己能认同的政治主体，消极地行使其同意权。不过，基于人权保障的理念，对于限制基本权利条款的扩张解释应当是慎重与谦抑的，因而由行政法规所创设的限制迁徙自由强制措施的合宪性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思考。尽管民主并非不能离开迁徙自由，但迁徙自由和政治权利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我国法律和政策中存在多种对迁徙自由的限制，这些限制需要在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进行审查和控制，即在形式上需要根据其不同面向适用不同的法律保留标准，在实质上要满足比例原则的要求，以保障迁徙自由的实现。

[9]与此同时，迁徙自由对于建立民主政府也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世界各国都发生过类似情况。（二）实现从网络监管到网络治理的转变 在我国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并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的背景下，我国互联网监管应当实现以下四个转变： 1.从单中心监管到多主体治理的转变 监管（Regulation）和治理（Governance）具有不同的内涵。

2010年，Ross Alec系统论证了网络自由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路径。[27] 同注17 [28] McCarthy D.R.，Open Networks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arration of the Internet. Foreign Policy Anal（2011），Foreign Policy Analysis 7(1): pp.89–111. [29] 同注21 [30] Joseph S. Nye，Get Smart: Combining Hard and Soft Power，Foreign Affairs，2009，88(4): 160–63. [31] Rebecca MacKinnon，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 New York: Basic Books，2012. [32]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2003. [33] Editorial Board of Pravoye Delo and Shtekel v. Ukraine (Application no. 33014/05). [34] Network neutrality: Insights gained by juxtaposing the US and Korea，20th ITS Biennial Conference，Rio de Janeiro，Brazil，30 Nov. - 03 Dec. 2014: The Net and the Internet - Emerging Markets and Policies. [35] Sunday Times v. The United Kingdom，App.no.6538/74( ECtHR，April 26，1979). [36] Council of Europe（ed.），The exceptions to article 8 to11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1997，p.10. [37] Jacobs，White Ovey，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25-328. [38] Bettina Lange，Understanding Regulatory Law: Empirical versus Systems-Theoretical Approaches?，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98），pp. 449-450 [39] John T. Scholz，Managing Regulatory Enforcement in the Unites States，in Handbook of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edited by David Rosenbloom Richard D. Schwartz)， 1994，p.431. [40] Cary Coglianese and Evan Mendelson， Meta-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in Robert Baldwin，Martin Cave and Martin Lodge (eds.)， Oxford Handbook on Regulation，2010，pp.146-153. [41] [美]朱迪. 弗里曼：《合作监管与新行政法》，毕洪海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4-35页。[14] 3.2010年至今，网络人权研究的多元化阶段 随着全球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研究转向为移动互联网的人权、人权与规制的平衡、网络中立等。比较以上三种理论，笔者认为，第二种理论即网络限制说更为合理。

[1] 2011年5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Frank La Rue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了表达自由和互联网的报告。[51] RIA Guideline，How to conduct a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Published by Department of the Taoiseach，Publications_Archive/Publications_2011/Revised_RIA_Guidelines_June_2009.pdf，2016年10月27日访问。

本文从国际视野研究了网络人权的概念、研究现状和性质，网络人权的理论基础，网络人权保护和限制的制度建构实践，并从中总结出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以期对提升我国互联网治理水平、增进网络人权的国际对话提供有益参考。[46]此白皮书成为了关于欧盟治理的重要文件。本文建议我国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对网络人权的限制坚持依法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在互联网监管方面实现四个转变，即：从单中心监管到多主体治理的转变，从刚性监管到刚柔并济的转变，从集中整治模式到常态化监管的转变，从重实体、轻程序到树立程序正当理念的转变，并从立法和监管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政府和企业应该共同制定标准，共同执行，同时发挥行业协会自律、公民投诉举报等机制作用，才符合多主体治理的要求。

按照联合国《国际人权宪章》的标准，网络人权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网络表达权、网络结社自由、网络集会自由、网络宗教信仰自由、网络监督权、网络知情权、网络参与公共事务权、网络隐私权、网络名誉权等，主要是消极权利，即不受政府任意干涉的权利。这类目的兼顾公私利益：一方面，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正无疑是公共利益之所在。在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简政放权的背景下，积极发挥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的共同作用，通过合作监管、自我监管等方式能够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果。[9]Selian, A.N.在《信息通信技术在人权、民主和善治中发挥的作用》一文中分析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强调个人、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应该利用ICT技术发展人权外交，积极互动交流。

关于人格权的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也规定了合法目的包括：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防止混乱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或保护他人的权利与自由。最后，决定该规制合法还是违法。

[17]Joy Liddicoat和Avri Doria讨论了人权和互联网协议在基本原则上的相似性，如：责任、平等、非歧视、参与、责任、自由等。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十类事项，但第9条又规定了，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3）免于奴役或强制性劳动。[53]而评估时，应当遵循以下步骤：（1）判断该规制是否涉及公约权利。吁请所有国家促进和便利上网，为在所有国家发展媒体及信息和通讯设施开展国际合作。4.从重实体、轻程序到树立程序正当理念的转变 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和保障。如果网络服务供应商发现了与儿童色情有关的内容，必须主动向执法机构报告。二、网络人权保护和限制的基本理论 网络人权作为一种权利，政府有义务进行保护。

自1996年起，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Tim Wu、万维网发明者Tim Berners Lee、互联网协议的共同发明者Vinton G. Cerf为代表，认为互联网中为社区免费提供服务的宽带网络，应当对多数人配置的设备和使用的通信模式保持中立，且不因一种通信而降低另一种通信的服务等级，以确保互联网非歧视性的互联互通。[40]政府规制和自我规制代表着规制的两个极端，而合作规制则介于二者之间，是政府与企业、行业协会等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共同制定标准，共同寻找对策的过程。

其次，加强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网络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分工，推进综合执法，避免政出多门。如果某一行政法规规定了对侵犯网络人权的行为可以判处刑罚，则违背了这一原则。

第三，网络监管以集中整治模式为主，常态化、日常化监管机制尚不健全。Aleksey Ponomarev在《平衡互联网规制与人权》论文中探讨了对互联网规制应当采用法律和技术规制手段，考虑有效性、成本、人权因素。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和现实的融合日益密切，很难将线上和线下的人权绝对区隔开来，因此没有必要把网络人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加以单独强调。David R. Johnson 和David G. Post的《法律和边界：互联网空间法律的兴起》中指出信息自由流动是一种受到保护的人权[5]。对于与互联网有关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各国拥有权利并负有责任。而对此建议的评估报告中，欧盟委员会称，合作规制意味着公共规制机构的适度介入，是公共规制机构与产业部门、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合作的规制形式，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效率高的特点，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合作规制常常是达成目标较好的约束机制。

[26]网络自由论者主张，网络自由分为两种：一种是网络上的自由（Freedom of the Internet），包括网络表达自由、网络集会自由和网络结社自由，是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在互联网上的延伸。[23]2007年在意大利召开的网络权利对话论坛上首次提出网络权利（Internet Rights）这一概念，提出网络权利包括：网络中立（Network Neutrality）、协调性（Interoperability）、互联网代码的全球可达性( Global Reachability of all Internet Codes)、使用公开模板和标准（ the Use of Open Formats and Standards）、公众获取知识（Public Access to Knowledge）、信息的自由流动（Freedom of Flow of Information）、创新和遵循面向市场的原则的权利（ the Right to Innovation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Market-orientated Principles），比如公平和竞争性在线市场（Right to Fair and Competitive Online Market ）以及消费者权利（Consumer Rights）。

然而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有一定的边界，因此对其进行限制也是国际通例。同时，科学划分监管机关的权限，合理配置执法力量，推进综合执法。

2005 年，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简称WGIG）提出，网络治理是指国家、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在他们各自角色范围内制定和执行的原则、标准、规定、决策程序以及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计划。（3）判断被限制的权利的属性是否属于绝对权利、受限制的权利还是有限权利。

互联网治理应通过多方利益主体的参与和对话，包括：公民社会组织、政府、私人企业、国际组织、个人。例如，澳大利亚消费者协会（Australian Consumers Association）和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以合作监管的方式来制定了酒类广告守则。随着网络违法的不断增加，我国网络监管力度也逐渐加大，网络实名制的推进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个人信息以及表达权保护的担忧。[31] 2.网络规制论 国际的主流观点是主张网络人权要受到一定限制，但论证的理由各有不同,主要有三个： （1）网络主权说。

因此，如何保障和依法限制网络人权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热点课题。这部法案要求公共图书馆如果不能有效地限制人们在图书馆的电脑上浏览色情内容，他们的联邦基金有可能会被撤销。

承接此提议，在200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治理白皮书》。另一类属于私人利益，包括保障他人的名誉或权利，防止披露保密获得的消息等。

2011年9月，欧洲委员会47个国家发布网络治理指导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n Guiding Principle on Internet Governance），认为互联网治理应当依据国际人权法，保障基本人权，确保其普遍性、不可分割、互相依赖、互相联系。2016年7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在互联网上促进、保护和享有人权》（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的决议，吁请所有国家根据本国关于保证在网上保护表达自由、结社自由、隐私权和其他人权的国际人权义务，解决对于互联网的安全关切，包括通过国内民主和透明的机构，以法治为基础，采取确保互联网自由和安全的方法，使之能够继续充当带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有生力量。